张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首席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2013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第二届中国青年金融学者（2013年）、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2014年）。主持的研究项目三次入选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年度重大研究成果，六次获得中国社科院年度优秀对策信息奖，一次获得优秀国家智库报告一等奖。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改委2014年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与三等奖。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积极+稳健”的定调？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将防范化解风险列为未来三年三大任务之首，这是否意味着贯穿2017年全年的监管升级将延续至2018年？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
经济进入“平台期” 增速存下行压力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我国2018年经济走势的？
张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平台期”。从宏观上表现为经济数据的走势平稳，波动率极小，近几年的GDP增速、通胀水平、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增速都呈现出相对平稳的走势。而在宏观数据波澜不惊的背后，则是微观领域的嬗变。这一方面包括各领域风险的释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产能过剩风险的化解，以金融强监管驱动的金融部门杠杆风险的缓释，以房地产调控政策为手段的房价泡沫风险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新旧动能的孕育与转化：产业政策与研发投入下高科技产业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上升与高收入人群支撑的消费升级逐步开启以及国企改革背景下服务业逐步开放的前景等等。
2018年经济增速下滑压力主要来自于投资领域，房地产与基建是主要负面因素。片面追求经济增速不再是未来的工作思路，房地产与基建领域将摆脱来自政府方面的行政刺激，重归其各自本质；同时，房地产行业还面临房价泡沫防风险调控、基建领域面临地方政府债防风险与PPP的清理管控，由此投资领域将面临下滑压力。出口的显著改善为2017年经济回暖带来主要动力，但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缓慢而渐进，基数提升之下出口增速持续攀升动力不足；加上贸易摩擦加剧的担忧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消费方面，房地产调控与车辆购置税优惠取消可能对房地产相关消费与汽车销售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中高端消费升级仍将为消费增长提供稳定动力，2018年消费增速仍能维持平稳。
综合来看，房地产与基建领域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将是2018年需求端下滑的主要压力来源；而生产端在受到需求减弱负面影响的同时，供给侧结构调整、环保限产等行政政策也将从规模上对生产端形成一定程度压制。因此，我们预计2018年GDP增速将小幅回落至6.6%。
重点关注三大领域 消费升级将成风口
记者：十九大对于“经济发展思路由高增速转为高质量”的定调无疑显示出了2018年将是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年。您认为将有哪些领域成为经济新动能？
张明：从十九大的政策导向来看，“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消费升级、发展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三大导向值得重点关注，前两者侧重需求挖掘，后者侧重生产端的质量提升。
记者：市场上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转型为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讨论较为热烈，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明：目前来看，我国消费支出对GDP增速贡献率水平已于2014年开始超过资本形成，且2017年一季度消费支出贡献率水平也出现明显大幅提升，但客观来说，目前定性我国已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还为时尚早，理由包括两个：其一，目前尚未出现消费支出贡献率持续上升的迹象，2017年二、三季度消费贡献率再次下滑，目前64.5%的水平还略低于2016年年末的64.6%；其二，从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视角来观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该指标尚未扭转明显的长期升势，且我国45%的水平显著高于美国的20%、日本的24%和全球26%的平均水平，由此不管是从长期趋势还是从当前水平来看，我国都尚未摆脱投资主导型经济的特征。
不过站在当前时点上，我认为中国已经步入消费升级的拐点，消费领域的发展值得后续长期关注，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面支持中高端消费的发展。十九大对于经济发展思路从“高增长转为高质量”的表态和对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速思路的明确摒弃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转折式变革。在新的发展思路之下，粗放式地加大投资以维稳增速的模式料将逐步淡化，提高供给质量、建设先进制造强国是未来的主攻方向，而先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从供给层面为消费升级做好良好铺垫，同时十九大对于未来发展领域还进行了具体的鼓励与展望，“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从政策面来看，消费领域在未来有望成为结构性调整的新动能，值得重点关注。
第二，中国长期基本面到达消费升级的拐点。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消费偏好有望迎来趋势性转变。根据历史数据表现来看，人均GDP水平与消费在GDP中占比二者总体显示为U形关系，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在GDP中占比先降后升：首先，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比均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次，美国、日本、香港私人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比的历史走势也明显显示出了U形特征，对比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目前长期范围内仍保持下行趋势，不过自2010年起，该指标出现的反弹苗头值得关注。在我国人均GDP持续向好的总体背景下，未来消费支出占比有望迎来趋势性转变。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支撑高端消费升级的直接原因。2016年年初，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中位数收入增速首次低于人均收入增速，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拉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口径的基尼系数在连续7年回落之后，2016年小幅攀升至0.465。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意味着在整体收入增速回落、消费增长平稳的背景下，中高端消费升级仍然能够得到高收入人群的支撑。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上世纪40-50年代以后，中位数增速长期低于平均收入增速，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拉大；与此同时，美国消费结构变化的启动大致也是在50年代左右，此后服务消费占比逐步高于非耐用品消费占比。
经济发展思路转变 宏观调控进入“新时代”
记者：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如何理解“积极+稳健”的提法？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张明：十九大会议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折点，主要矛盾的关键词变为“”不平衡与不充分，经济发展由“经济高增长转为经济高质量”，环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心得到进一步确立，以往靠刺激房地产、基建以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速的时代将就此逝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政府财政政策领域也将相应发生较大变化：
虽然“保增长”的发展思路将明显弱化，但并不意味着必要的预算内财政政策力度将就此明显收缩，2018年的预算赤字仍可能保持3%的水平。一方面，根据十九大的定调，“我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未来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支持产业升级，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仍需要政府财政上的必要支持；另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领域仍存提升空间，十九大报告中也仍提到需“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但从财政支持方式上看，以往以追求增速为目标的粗放式政府支持将转变为以优化调整和客观需求为目标的精细化财政支持。
不过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将对地方政府违规借债、泛用滥用PPP以撬动更大杠杆的现象带来较强的收缩，由此最广义的政府财力面临下滑压力。事实上，十九大之前，规范PPP、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已经频频出台，2017年5月颁布50号文严格规范PPP和各类型产业基金；6月87号文限制以政府购买服务之名行违规举债之实；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并提出将“终身问责”；11月财政部对PPP项目库进行从严清理、清退。十九大之后，规范、有序地进行经济发展的思路将继续贯彻，而广义的政府支持力度将相应边际减弱。
货币政策方面，维持中性姿态，个人倾向于有望边际放松。理由如下，第一，2017年以来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三个季度攀升，利率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逐步加深；第二，监管方面对流动性带来的压力仍强，货币政策过紧不利于业务调整；第三，2018年实体经济增速走弱，若与强监管周期形成共振，广义流动性或将进一步承压，由此，央行可能在货币政策方面提供一定支撑。不过值得强调的是，金融强监管周期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单一货币政策变动的影响力必然有所降低，在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完成、金融业务尚未调整到位的背景下，广义流动性都仍将承压，由此隐含的风险值得警惕。
记者：2017年金融监管全面升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坚决惩处，金融部门内部的去杠杆进程初见成效。您认为2018年金融监管还会呈现趋严的态势吗？
张明：金融监管趋严可谓是2017年与供给侧改革地位平齐的政策面大事件，“一行三会”针对各自领域风险点问题频频发文，其中年初表外理财资金纳入MPA中广义信贷中进行考核、银监会的“三三四”（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检查和11月正式发布的资管新规更是引发极大的市场关注。金融监管趋严之下，资金空转、加杠杆、科目腾挪、信贷出表等行为均有较大收敛，具体的观察指标包括：数量方面，M2增速、银行总资产规模增速、银行的债券与非标投资规模增速、银行之间与银行对非银之间的债权规模（监管套利）增速、同业存单规模增速与理财规模增速都有显著下滑，利率方面，银行间回购利率、拆借利率、同业存单利率等资金利率与各类型债券到期收益率、理财收益率均出现显著上升。
预判来看，我认为当前监管趋严的大趋势不改，但新政的进一步出台力度在2018年会有边际减弱，理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管是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当前去杠杆已经阶段性的收效显著，同时近期出台的资管新规在刚兑、期限错配等领域的严格规定对未来理财规模、非标流动性等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目前看来，相关部门业务已经面临大幅调整（从其过渡期直至2019年6月的设定也可看出此项新政之调整力度），2018年继续出台严苛新政的概率相对较小，以更多给予相关部门调整空间；其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出现上升苗头、明年实体经济走弱可能与强监管周期形成共振，由此监管力度边际缓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转载自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